面對世界政經格局新的變化趨勢，需要我們從全球視角出發，保持戰略定力，保持前瞻性，以創新、系統、柔性的思維來綜合考量，抓住“一帶一路”戰略的契機，找準新疆的功能定位，明確、落實與國家發展相契合的自身發展舉措，切實發揮好新疆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的地位和作用。
　　
　　日前，本刊記者專程前往新疆博州，就“一帶一路”相關話題專訪了博州黨委宣傳部專家顧問團成員、博州商務局副局長王玉剛。
　　
　　談起“一帶一路”，長期遭受胃病折磨的年輕專家顯得頗為激動，仿佛在他的胸中早有一張清晰可見的“一帶一路”發展全景圖。
　　
　　王玉剛思考更多的是宏觀方面，他笑著說：雖然不是職責范圍，但我的視角比較大，我更愿意站在全球的視角考慮這個問題的；我一直覺得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隅，不要覺得戰略是空的，它真不是空的。大方向看不清楚，就容易出差錯，有力空矢。
　　
　　從經濟變量和要素流動的角度入手，才能真正意識到“一帶一路”的重要性。
　　
　　新西部：王局長，您一直從事經濟工作，“一帶一路”作為國家戰略，其利益格局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玉剛：是的，我長期從事經濟工作，在介入“一帶一路”戰略研究后，我越來越發現很多問題不是單純孤立的，全都交織在一起，最后落腳到“為什么服務”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為利益服務，包括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亦是如此。
　　
　　研究“一帶一路”，一定要找準問題的癥結，要從戰略、多維度、全球視角、從經濟變量、從要素流動的角度來分析問題，萬不能規劃一出就萬事大吉，各自為政。
　　
　　整個世界都是一個利益的格局，核心就是要素的流動。從經濟變量和要素流動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才能真正意識到“一帶一路”的重要性。
　　
　　我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要經過三個階段，從通道發展階段到聯動發展階段到自貿區形成階段。通道時期可能會持續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在此期間，我們要甘于當配角，因為新疆產業格局以及產業結構低端的原因（一般而言，產業結構升級一個層次的時間為5―10年），以大宗貨物貿易為主的格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還會持續。而當沿線的片區聯動發展起來，實現最佳的一個流動路徑之后，慢慢就和生產區、制造區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更大的經濟景觀。以致到第三個階段――自貿區的形成階段，那時候我國與中亞國家、歐洲國家的聯系將更加緊密。經過這樣一個過程，“一帶一路”才算真正落到實處。
　　
　　新西部：您能否基于戰略考量給我們舉幾個例子？
　　
　　王玉剛：所謂戰略就是整體布局。咱不妨先看看各種管線，管線實際上是一個能量線、物質線、信息線，咱們的中哈、中土管線進展順利，中巴走廊要建鐵路，高速公路已經開始修了。南亞泛亞鐵路，實際上日本、美國都在背后攪局，但是我們仍在實打實地推進。中老鐵路開建，雅萬高鐵談判，雖說中間會有很多波折，但最后很多問題都應該能夠找到解決方案。這種管線的布局，等于把我們“一帶一路”的基本框架搭建起來了。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看自貿區，比如中韓自貿區，中國東盟自貿區等，有的在談判，有的已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尤其中國和東盟之間。這種自貿區是一個重要的積極的平臺，在大框架下形成一個團塊狀的要素高地。再進一個層面，在國內也是各種經濟區不斷在推進，經濟學術語叫經濟景觀。比如重慶，它已經形成一個經濟景觀，它的產業結構高端，而且配套非常完善，信息量、人流量、資金量、技術含量都很高，形成一個投資高地。重慶出口的是高端科技產品，義烏出口的則是小商品，由此才有了現在發展勢頭迅猛的渝新歐、義新歐等各種中歐班列。
　　
　　新西部：就當下國際環境呈現日趨復雜多變的格局下，我們應當如何調整思路，適應這一長遠的戰略內涵？
　　
　　王玉剛：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確需要賦予全新的內涵和思維架構來順應時局。面對新的形勢、新的環境、新的要求，我們需要反思自身的思維模式、行政模式、工作方法、工作路徑，需要加強和改善自身的學習，實現思維的重構，否則就不能以創新的思維來面對和實施這一重大戰略。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推進過程中，會有政治、經濟、安全、民族、文化等多種因素影響戰略的推進，這些因素互相交織纏繞，多方面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發生作用，還有可能造成戰略推進的停頓或減緩。那么如何進行抽絲剝繭、條分縷析，如何利用創新思維來進行多因素（關鍵因素）分析、結構性分析、趨勢化分析，從而實現趨利避害、互惠互利、合作共贏、共同繁榮，這都需要創新的思維方法，即全局系統、動態柔性、歸納綜合的思維。我認為總體的思維路徑應是：發展戰略――發展時序――發展模式――發展舉措――具體落實。思維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創新的思維決定創新的思路，創新的思路決定新的出路。
　　
　　新西部：您之前曾說，全球廣角視野是合理把握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關鍵，能否從這個視野詳述一下？
　　
　　王玉剛：好的。以什么樣的視角來審視這一戰略，是必須面對的重要現實。這關系到區域、次區域經濟功能定位的問題，不同區域經濟結構互補、經濟組合的問題，發展戰略選擇、產業選擇的問題以及具體發展舉措制定的問題。站在不同的角度和位置，會有不同的思維傾向，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個結論對于一個地區可能是合理的選擇，但對于全疆而言就可能不是最佳選擇或甚是錯誤選擇；對全疆來說合理的選擇，放之于國家層面可能就不會這樣來思考問題，甚至會出現以錯誤的思維傾向來預先設定所謂的正確決策或是發展舉措。
　　
　　因此，應培養全球視野、國際眼光，從宏觀層面考慮戰略，從中觀層面謀劃發展，從微觀層面具體操作落實。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問題，空喊冒進不可取，消極等待不可取，惟有靜下心來以全局來謀劃，從經濟發展規律出發，制定具體措施，抓住重點和關鍵，穩步推進，防止自說自話，方是上策。
　　
　　目前階段新疆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政治、空間地理意義要大于經濟、現實意義。 　　新西部：國家將新疆作為“一帶一路”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看重的是其戰略優勢還是區位優勢？
　　
　　王玉剛：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不僅是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關鍵，更是新疆發展的重要機遇。如何更好地順應國家戰略發展趨勢，如何更清楚地認識新疆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總體布局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定位，如何更好地發揮重要戰略支點口岸的作用，是當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從目前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發展大格局來看，在未來15年到20年的時間里，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貨物貿易的戰略通道格局不會改變，新疆作為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運輸通道格局也不會發生根本轉變，它將會長期存在。經濟格局的轉變進程應從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分析的方法入手，核心的要素是物流暢通及運量的快速擴大，而后吸引產業資本、實業資本，形成聚集高地。
　　
　　目前看來，我國海運以十億噸計的貨運當量，絲綢之路經濟帶短期內無法跨越，海港經濟向陸港經濟戰略縱深轉型的過程時間較長，決定了“通道格局”的長期性，也決定了國家雖然將新疆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來打造，但就目前而言，其政治、空間地理意義是要大于經濟、現實意義。因此，新疆核心區建設在今后的發展戰略選擇、發展思路明晰、發展階段把握、發展模式確定等問題上，都應以戰略通道格局為考量的前提，否則就會出現發展階段和發展措施錯位的問題，難免出現事倍功半的情況。
　　
　　新西部：就您長期研究而言，新疆需要選擇怎樣合適的模式來承載“一帶一路”的重任？
　　
　　王玉剛：合適的發展模式是具體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重要載體。既然發展戰略確定了，就必須有合適的發展模式來承載。國家、自治區確定的發展戰略，需要有具體的、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模式去落實發展戰略，讓新疆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交通優勢等等，通過合適的發展模式、合適的載體轉化為經濟優勢。
　　
　　在當前新疆陸路大通道經濟格局尚未改變的狀態下，應該采取點軸突破和全面推進相結合的模式，即點的突破到軸的發展，再到全面推進。
　　
　　點的突破即抓住貿易便利化這個核心，突出通道建設，快速擴大貨物貿易規模以形成吸引運量（惟有貨物貿易規模的擴大，方能促進要素資源的聚集，特別是吸引產業資本進入，屆時，通道經濟―帶狀經濟進程將順利推進），解決進疆出疆運力調配問題；軸的發展可以與點的突破同時進行，如通道沿線特別是新疆核心區的產業布局（邊境口岸、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中心城市規模相對較小的專業化的貿易中心建設同時推進），產業基地建設以及城鎮化推進等；全面推進指自治區提出的五個中心建設的協同發展問題。在發展時序上，三者總體上是一種壓茬發展、階次遞進的關系，不同時期突出不同的重點，但均應以點的突破為前提基礎和突破口。
　　
　　新西部：新疆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區，當下正處在發展階段，您作為業內人士，有怎樣的發展思路與我們分享？
　　
　　王玉剛：著眼于“一帶一路”，特別是歐盟、中亞的總體利益格局，鞏固發展中歐貿易，積極加強與中亞國家特別是門戶國家哈薩克斯坦在能源資源、交通、文化等領域的合作，按照國家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總體部署，堅持經濟帶兩端腹地開發引領戰略、沿橋經濟帶次區域中心城市群聯動發展戰略、重要戰略支點口岸優先開發戰略，以提高貿易的便利性為核心，以擴大貨物貿易量為目標，從國家層面謀劃經濟帶發展規劃，建立完善國際、國內（國家部委間、省級及地方政府間、部門間）橫向、縱向通關協調機制，突出重點，優先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兩端經濟腹地貨物貿易，明晰次區域功能定位，更好地發揮其對經濟帶的支撐作用，編制重要戰略支點口岸（阿拉山口、霍爾果斯等）優先開發專項規劃，推進節點功能向區域綜合經濟轉變進程，快速提升中線大陸橋能源資源重要的戰略通道地位，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新的繁榮，如此三者必然會呈現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態勢。
　　
　　新西部：新疆在“一帶一路”宏圖上的位置優越，但僅僅成為“通道”是不足以發展的，您認為新疆應該如何搭載這輛順風車強健筋骨？
　　
　　王玉剛：這正是我們著重應該考慮的事情，謀劃研究絲綢之路經濟帶中線路橋經濟帶發展戰略、思路，明確不同階段的不同舉措，有針對性地提出政策建議。
　　
　　對于發展階段、發展層次以及發展路徑，應有專門的研究，以便于統籌三線路橋經濟帶的發展，努力形成各有側重、相互銜接的大物流大通道，同時安排做好與國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相銜接的各專項規劃的編制。
　　
　　鑒于新疆特殊的空間地理位置、經濟優勢，突出絲綢之路經濟帶中線路橋經濟帶大動脈的戰略地位，優先發展。國家在明確新疆核心區建設的前提下，應進一步對新疆的功能定位、地位作用、區域發展進行超前布局，特別是在貿易政策安排、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等方面規劃，并提出有操作性的措施；優先發展重要戰略支點口岸，努力實現其節點功能向區域綜合經濟轉變。實施對阿拉山口、霍爾果斯、巴克圖等國家乃至國際重要戰略支點口岸給予優先發展戰略，從國家層面編制重要戰略支點口岸優先開發專項規劃，進行重新定位，集中力量，聚集要素資源，加快改變口岸節點功能向區域綜合經濟轉變，為打造中亞地區乃至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重要的樞紐港、信息港奠定基礎。
　　
　　明晰次區域功能定位，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支撐作用。
　　
　　新西部：據我們在阿拉山口的了解，今年以來，國際貿易通關量明顯低于往年，以您所見，這是基于國際經濟環境的下行壓力所致，還是我們的機制所限？
　　
　　王玉剛：當然，這與全球經濟整體不景氣不無關系。但作為我們自己，應該不等不靠地加快理順絲綢之路經濟帶路橋貨物貿易機制，進一步提升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為實現更簡便、更協調的國際貿易程序這一目標而努力。有關進一步減少和消除阻礙要素跨境流動的障礙、減低交易成本、建立高效的貿易便利體系等內容，已成為多邊、區域、雙邊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一是簡化和協調貿易程序；二是加速要素國內區域聚集和跨境流通。因此，增強貿易便利性是經濟帶快速發展的關鍵，是促進投資便利化的前提。 　　應對目前影響貿易便利化的顯性壁壘、隱性壁壘或是一些不確定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對貨物貿易價值鏈條、關鍵階段、關鍵節點等進行整體分析，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措施，不僅要實現大宗貨物、商品運輸的便利化，今后在人員、金融往來方面都應該提高便利化程度。目前的初級階段，可以將重點放在運輸設施完善、關稅政策調整、通關機制建設、信息溝通機制建設等顯性壁壘方面，在解決好這些問題的硬約束的基礎上，逐步解決非關稅壁壘對貿易便利化的影響，努力將其影響程度降到最低限度。
　　
　　新西部：據說我國的對外貿易壁壘仍需逐漸突破，各項營運成本還相對較高，如何化解這種尷尬的局面？
　　
　　王玉剛：首先要積極探索建立完善國際、國內（國家部委間、省級及地方政府間、部門間）橫向、縱向通關協調機制。組織設立國家部委間、省級及地方政府間、部門間的協調機構，將經濟帶關鍵節點城市經濟區域、支點口岸納入其中，改變松散、臨時為常設，逐步建立橫向跨區（部門）、縱向到點（經濟區、重要城市、支點口岸）的職能明確、快速反應通關協調機制，能夠及時協調解決國家間大陸橋運輸過程中的通關政策、運價政策、運力保障、運輸組織、運輸安全、邊境換裝等問題，增強絲綢之路貨暢其流的運輸功能。其次是加強與歐盟關于建立絲綢之路國際聯運機制的交流與合作，特別是針對“歐洲門戶”荷蘭鹿特丹港、德國鐵路樞紐、河港杜伊斯堡貨物貿易集散地國家的溝通協作，掌握貿易政策、物流變化動態，為建立國際聯運協調新機制打好基礎。
　　
　　新西部：與國際其他口岸相比，我們存在著哪些差距？
　　
　　王玉剛：比如荷蘭鹿特丹港之所以成為世界第一大港，經濟方面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它緊臨經濟發達的西歐國家，特別是德國的興起為鹿特丹港提供了天然的經濟腹地；二是歐盟的建立，減少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屏障，密切了國際間的往來，促進了鹿特丹港的發展；三是荷蘭本國工業的迅速崛起，本身也促進了鹿特丹港的發展。
　　
　　以此出發，一條經濟貿易物流大通道的形成，一個區域乃至國際貨物貿易集散中心的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繁榮，我以為應該遵循以下發展路徑：經濟發展腹地（引領經濟區、輻射經濟區）-經貿結構互補（貿易政策互惠）-物流通道（經濟帶沿線重要經濟區、重要城市、支點口岸）-貿易規模擴大-經濟帶兩端集散區域（包括次區域分撥中心）-絲綢之路經濟帶路橋中線經濟帶沿線城市群發展（伴隨重要戰略支點口岸的興起）-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繁榮。目前，渝新歐、義新歐等線路的發展現狀，也剛好印證了這一過程。在發展層次問題上，在確保現有線路貨物暢通的同時，特別要加強對兩端集散中心起支撐作用的貿易通道建設、區域、次區域集結分撥中心建設，以及信息平臺的建設。
　　
　　新西部：新疆阿拉山口和霍爾果斯口岸作為“一帶一路”的兩個陸路口岸，其發展速度有目共睹，就您的個人研究而言，新疆作為亞歐大陸橋的核心區位優勢，目前還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王玉剛：問題倒談不上。任何經濟的發展都有其內在的規律或內在的邏輯關系，在一定時間空間里，政府的力量可能會加速或促進經濟的進程，但在其發展的邏輯上，特別是貿易融合互補、產業結構升級、產業資本聚集的過程，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和發展階段，采取不同的發展策略，特別是采取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策略和措施，是極其重要的事情，否則就可能導致戰略與落實脫節錯位，不僅耽誤發展的機遇，而且會浪費寶貴的市場資源。
　　
　　新西部：依您之見，我們需要注重考量哪些因素，以便更好地發揮“一帶一路”的支點作用，從而通達“一帶一路”的心理預期？
　　
　　王玉剛：首先要明晰次區域功能定位，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絲綢之路經濟帶路橋經濟帶的支撐作用。由于我們預期的經濟帶線路距離長，空間跨度大，經濟帶區域間（東中西部）、省際間、城市間無論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是在資源稟賦、經濟布局、產業結構等方面懸殊較大，因此明晰國內次區域功能定位，必須按照綜合考量、突出重點的原則來展開。
　　
　　根據交通樞紐、資源狀況、地理位置，以烏魯木齊、蘭州、西安等中西部中心城市為依托，在沿橋地區大力推進經濟發展區域，如發展以重慶為中心的成渝經濟區，以連云港為中心的國際經濟貿易合作區，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經濟區，以西安為中心的關天經濟區，以蘭州為中心的蘭州新區，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西部經濟區等。其次在經濟區域功能之下，必須根據產業發展情況，對其在經濟帶的經濟分工、發展時序進行謀劃，第一發展層次為兩端腹地（重要節點口岸、城市）；第二層次為沿線經濟區域，但同時也可錯位發展，而且不管第一還是第二層次的發展，其戰略節點口岸的優先發展均為關鍵和重點，否則或許會成為瓶頸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