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全球化產生的效率紅利是產業鏈供應鏈變遷的主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國家間和各國內部發展失衡。2008年金融危機后，作為全球化主要驅動力量的美國，其政策漸趨保守。特朗普的兩次執政成為標志性事件，與科技革命等變量一同深刻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變動趨勢。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變動的歷史趨勢

20世紀以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國別和空間布局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歐美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產業間分工和貿易為基礎的專業化地理格局，體現為核心—邊緣結構，其一般的表現形式為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生產制造業產品，欠發達的非工業化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農產品。在這一體系中，制造業生產持續穩定地集中在英法德美等國家，20世紀30年代，僅英美等4個國家就集中了全世界制造業71%的份額，11個國家集中了全世界制造業90%的份額。

第二階段是以歐美日為中心的階梯式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國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資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此形成了以歐美日為第一梯隊、以“亞洲四小龍”為第二梯隊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東亞地區創造了具有“雁型增長”之稱的區域經濟增長模式，全球跨國投資重點從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行業轉移到制造業。

第三階段是以歐美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開始扮演“世界工廠”角色，極大地推動了全球產品內分工和貿易。21世紀以來，中國制造業實現快速發展，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制成品出口國，并逐步向發達國家企業占據的產業鏈價值鏈高端位置攀升。

第四階段是從當前到未來較長時期。2018年，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標志著中美進入長期戰略博弈階段，地緣政治等因素深度沖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以效率為導向的全球產業布局規則受到極大挑戰。

在以歐美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中，受經濟全球化浪潮驅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形成較為穩定的四大類經濟板塊。

第一大板塊是美歐板塊，這些國家長期鼓勵制造業外包和產業轉移轉型，逐漸形成占據“U”型全球價值鏈領域高端的、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形態。

第二大板塊是東亞制造板塊，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等，在不同時期以出口導向和承接制造業國際外包訂單為基本特征，形成大規模的以制造為主的全球價值鏈。其中，日韓處于“U”型全球價值鏈制造環節的高端，但中國的趕超步伐不斷加快。

第三大板塊是資源型國家，主要包括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其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存在退化為能源和初級產品生產國的風險。

第四大板塊是邊緣性板塊，包括非洲、中南美洲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其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被邊緣化，對商品、服務、人員、資本等自由流動格局的參與較少。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變遷伴隨制造業中心的動態移動，前文所述第三階段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形成了中國這一世界公認的“全球工廠”。

第四階段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全球其他主要經濟力量對第三階段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地理均衡的挑戰，試圖形成新的國際經濟平衡，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以中美為代表的經濟體的再平衡趨勢。第二，中國與美歐、東亞等板塊間“分工關系”的再調整。第三，資源型國家致力于產業鏈延鏈。

 

21世紀以來美國

主要產業鏈供應鏈政策及趨勢

 

一是離岸外包、友岸外包與制造業振興政策。20世紀90年代，美國克林頓政府執政時期恰逢互聯網技術革命，地緣政治和科技革命兩股力量加速了全球化浪潮。

從經濟學分工視角看，制造業產業模式主要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產品內分工等不同階段，形成了福特式、豐田式、蘋果式等具有代表性的產品模式。

互聯網信息革命以來，個人電腦及智能手機成為“切片化生產”的代表性硬件產品，極大地推動了產業鏈供應鏈的產品內分工，其技術前提是“模塊化”生產和組織形式的變更。

“模塊”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統通過與其他同樣的子系統按照一定規則相互聯系構成更加復雜的系統。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全球資源進行制造業和服務業外包，這一產業模式獲得資本力量的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開始承接海外離岸外包，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尋求“嵌入”地位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

美國經濟衰退問題在互聯網泡沫破裂、“9·11”恐怖襲擊事件、全球金融危機后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制造業就業崗位大量流失。

美國奧巴馬政府將“再工業化”視為重振經濟、恢復就業的核心戰略，試圖通過政策干預扭轉制造業空心化趨勢，重塑美國在高端制造、清潔能源等領域的全球競爭力。雖然此舉未顯著提升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但其“再工業化”舉措成為21世紀美國逆全球化政策的開端，即美國試圖收縮產業離岸外包政策。

美國特朗普1.0時期與拜登政府的產業鏈供應鏈政策均重點針對中國，不同之處在于手段是“更為直接”還是“相對迂回”。特朗普1.0時期將產業鏈政策視為國家安全與經濟主權的核心，開啟了對中國的關稅戰和科技戰。

對于特朗普1.0時期以關稅壁壘、產業回流、技術封鎖為支柱的政策體系，拜登政府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調整。第一，繼續通過本土補貼、政治施壓將關鍵產業鏈和環節吸引到美國本土。第二，延續了特朗普1.0時期對中國的關稅政策，支持墨西哥、印度、越南等近岸、友岸國家參與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制造部分。第三，構建“小院深墻”的科技打壓工具，試圖將中國制造排除在重要產業鏈之外。

二是特朗普2.0政策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沖擊可能加深。特朗普2.0時期進一步強化“美國優先”，其底層邏輯是對全球化分工的否定，認為美國制造業外流是“不公平貿易”的結果，試圖通過行政干預重構產業鏈。

美國政策工具呈現四點特征：一是交易主義導向；二是產業選擇性；三是“對內補貼、對外脫鉤”的體系化重構；四是安全化敘事。從特朗普政府的關稅、移民、國內減稅三大政綱在美國國內的支持程度看，美國關稅的影響將中長期存在。

從歷史角度看，一旦關稅征收成為事實，就很難被實質性取消。企業因關稅赴美投資后，將成為反對取消關稅的重要力量，這一趨勢的影響力不宜低估。特朗普政府堅持的普遍型關稅政策進一步凸顯了美國國內市場需求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深遠影響。

 

當前歐盟等其他國家

主要產業鏈供應鏈政策及趨勢

 

歐盟力圖通過以“碳關稅”為代表的低碳戰略重塑全球產業鏈格局。長期以來，歐盟的清潔能源技術全球領先，但難以將優勢轉化為利潤，因此，歐盟試圖在本輪全球產業鏈重組中扭轉這一局面。

例如，歐盟率先獨立提出“碳關稅”（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針對進口產品的碳排放水平征收相應費用。同時，歐盟將低碳貿易策略納入重要新興產業鏈。2023年8月17日，《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法規》正式生效，規定自2027年起出口到歐盟的電池必須持有“電池護照”，還需補充和完善碳足跡聲明。

美歐均試圖在全球產業鏈重組中占據主動，采取的政策措施既具有相通之處，也存在顯著差異。

一是美歐的目標都是通過價格機制實現先進制造業在本土集聚，但措施不同。產業鏈是否具有競爭力最終還是看效率，美歐分別通過補貼、關稅、“碳價”等扭曲市場價格，試圖形成有利于各自產業鏈的市場環境。

二是美歐在主導全球產業鏈重組過程中均存在遏制中國的意圖，但強度和針對性不同。一方面，歐盟追隨美國“安全”政策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歐盟希望發揮自身在低碳和新能源領域的優勢以影響全球產業鏈布局。不同于美國關稅對中國的針對性，“碳關稅”對貿易伙伴具有平等性和一致性，韓國、墨西哥等制造業占比相對較高或正在增加占比的國家利用中美戰略競爭機會壯大本國、本地區產業鏈。

東盟、墨西哥等試圖利用作為外資企業向歐美出口基地的優勢，大力吸引跨國投資發展本土產業鏈。

對于歐盟及其他主要國家的產業鏈政策，現階段存在兩種典型看法，一是美國強迫談判各國對中國加征關稅，換取美國給予一定優惠條件；二是部分國家為分散美國關稅壓力將矛頭指向中國。需要重點注意的是，歐洲開始限制我國產業鏈在中高端的發展，歐洲經貿保護與美國關稅合流存在一定可能性，一旦形成趨勢將給我國帶來較大危害。